治學先須治史，是中國優良的學術傳統之一。黃宗羲說：“學者最要緊乃通知史事。”魯迅說：“無論是學文學的，學科學的，他應該先看一部關于曆史的簡明而可靠的書。”

首先，要讀一部通史著作，例如範文瀾《中國通史簡編》。我們在中小學階段，學習過簡單的中國曆史和世界曆史的知識，但那是遠遠不夠的。系統了解中國曆史，需要閱讀通史著作。古代的通史著作，當然也可以考慮，例如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。但《資治通鑒》僅記載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（公元959年），共計1362年間的史事，比較而言，還是今人的通史著作更全面。

其次，閱讀史籍元典是更重要的事情。越是源頭性質的史籍，其重要性就越大，例如《尚書》《春秋》《左傳》《國語》《戰國策》等。鑒于先秦史書的主要内容，已被司馬遷的《史記》作為史料所采納，可以用閱讀《史記》來代替。二十四史中，前四史更加重要；前四史中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尤其重要。我們如果不從事曆史學研究，閱讀二十四史有一定難度，但通讀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還是可以做到的。《史記》《漢書》本身既是曆史書，又是語言優美流暢、叙事簡練有法、寫人生動傳神的文學作品。其文字本身，被後世古文家作為古文的典範而學習。其所記載的人物事迹，不僅成為後世戲曲小說的題材淵薮，還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形成。其在寫人叙事的過程中，還著錄了大量的詩文辭賦書奏诏論等文獻，屈原的《懷沙》、李斯的《谏逐客書》、賈誼的《過秦論》、司馬相如的《子虛賦》等名篇，最早是因著錄在《史記》《漢書》中而流傳于世的；就此而言，《史記》《漢書》還具有文學選集的性質。

最後，要着重讀志書。一般的文學史或曆史書，常常講“《史記》《漢書》是紀傳體史書的典範”。但其實這不夠全面。《史記》有“本紀”“表”“書”“世家”“列傳”五種體裁，《漢書》有“紀”“表”“志”“傳”四種體裁。《史記》有“八書”，即《禮書》《樂書》《律書》《曆書》《天官書》《封禅書》《河渠書》《平準書》；《漢書》有“十志”，即《律曆志》《禮樂志》《刑法志》《食貨志》《郊祀志》《天文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地理志》《溝洫志》《藝文志》。從某種意義上說，志書比紀傳更加重要，因為志書是某一方面史事史議和專門知識的總彙。為什麼說志書更重要呢？舉例來說，漢樂府是漢代文學的重要創獲，而《安世房中歌十七章》《郊祀歌十九章》這兩大類樂歌就著錄在《漢書·禮樂志》中。再如，我國最早的目錄書是西漢劉向的《别錄》和其子劉歆的《七略》，但二書早已亡佚，在《七略》基礎上撮錄而成的《漢書·藝文志》因之成為我國現存最早的目錄書，如果我們要了解先秦秦漢的某種典籍的源流，首先就要查閱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即使是一些單篇作品，也需要用到這些志書，例如屈原《離騷》“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”和賈誼《鵩鳥賦》“單阏之歲兮，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斜兮，鵩集予舍”，都涉及到上古的太歲紀年法，如果我們要想弄清這些詩句的确切含義，就需要閱讀《史記·曆書》《漢書·律曆志》所記載的天文曆法知識。志書這一體裁，後世從正史中獨立出來，發展成諸如《通典》這樣的政書以及《唐會要》《宋會要》這樣的會要體史書。

（作者：李骜，文學博士，3044澳门永利集团欢迎您副教授，樂府學會理事）

(轉自學校網站校園新聞欄目)